1986年刘伯承身患重病，妻子紧急给安徽某公司职工发电报，请务必尽快赶到北京处理重要事务！
1978年深秋，湖北大冶的厂区被雾气裹着，行政科长赵开义拄着那条伤过的左腿，催着工人点名。年轻工友悄悄议论：“听说老赵以前给刘帅当过警卫？”他没接口，只抬头望向北方，神情一下子飘远。
再往前推四十五年，1933年冬，川北山地枪声不断。十九岁的赵开义刚把游击队的木柄手榴弹绑在腰间，就被编入红四方面军。第一次遭遇胡宗南部，他腿上一片血，战友替他止血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后来那条腿再也伸不直，走路带着微微的斜度。
长征途中，缺马缺药更缺粮。赵开义撑着木棍行走，实在跟不上，连夜被调到师部运输队。一辆木轮辎车后斗给他留了半席空间，惊险却保住了性命。1937年5月，他在一盏煤油灯下宣誓入党，誓词朗朗，声音却因高原缺氧有些抖。
1938年春，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整训。一天清晨，刘伯承点名要见那个“跛脚运输兵”。将近五十岁的刘帅看着面前的小伙子：“前方枪林弹雨固然重要，后方也要有人管账管粮。”一句话把赵从冲锋线上拉进了师部，成了贴身警卫兼通信员。
从那天起，赵发现自己的饭量忽然见长，因为碗里总多两片地瓜干；晚上开会时，刘伯承把仅有的棉大衣递给他：“你一条腿怕冷，披上。”这种举手之劳，在物资极度拮据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却要割舍首长自己的口粮和衣物，官兵心里都明白。
1941年春天，刘帅唯一的幼子准备送往延安。挑人护送时，刘伯承只说了句：“这事我放心给老赵。”枪林弹雨里护着孩子过封锁线，路上换马换船又换扁担，三十六天后抵达延安。毛泽东握住赵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小鬼子子弹打不穿的腿，真是硬骨头。”赵的脸涨得通红，连声答“首长放心”。
前线之外还有繁琐的人事。1944年，赵同意中学教员薛素兰的婚约，却被县委以级别不足为由拖下文件。刘伯承批示：“好娃娃配好娃娃，赶紧办。”印章落下，婚书才算生效。喜酒是小米干饭加两盅高粱酒，赵说那顿饭比攻下一座山头还痛快。
抗战胜利后，赵随刘帅入冀南军区。1950年夏天，武汉江面蒸得人喘不过气。刘伯承正在中南军区布防，忽然抽空去江边码头找赵：“腿怎么样？工作不累？”一句关切让旁人愣神——在场多是将校，他却把目光留给一名旧警卫。
1958年，赵被组织调往大冶有色金属公司。一身军装换成蓝工装，他连夜写信给老首长汇报。翌年冬，刘伯承回信：“工厂也是战场，读书别停。”赵硬是挑灯补习，凭着小学水平啃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几本工程力学的教材。
1961年5月，原野一片青绿，陈毅元帅到厂里视察，笑问赵：“腿没好也不歇？”赵立正回答：“刘总长教过我，人不挑岗位只挑担子。”陈毅哈哈大笑，说他学得像。
1962年，他拿到老红军特供证，米面油票都宽裕些，家里却仍住平房。赵常把多余粮票塞给伤残老伙计：“别饿着娃。”那几年困难多，街坊清楚，这张证在黑市能换不少钱，可老赵连动都没动念头。
时间掠到1986年3月31日清晨，安徽马钢分厂值班室里电话铃急促作响。厂医汪荣华哑着嗓子对话筒那头喊：“老赵，速来北京，刘帅病重！”没等天亮，六十八岁的赵拎包出门，两小时后踏上北去的列车。
北京301医院的走廊消着毒水味，墙壁泛白。病床上的刘伯承虚弱却仍保持军人坐姿，双眼几乎失明，只凭声音辨人。“开义，辛苦路。”声音沙哑，字字清晰。赵跪在床前，抱着刘帅的手，再也忍不住嚎哭。护士转过身去，怕自己也跟着落泪。
病房外，汪荣华轻声说：“这十几年，他旧伤复发，连筷子都握不稳，却一直惦记老部下。”赵捂着脸，只挤出一句：“我在，不用怕。”那一夜，他守在沙发上，耳朵贴着墙，生怕漏听病房里一点动静。
刘伯承走后，赵回到大冶，像往常一样上下班。1990年秋，他病危时对儿女交代：“清明别忘给刘家捎束白花。”话音落下，人已沉沉睡去。家人整理遗物，发现那年火车票被他裱在抽屉深处，旁边压着早已泛黄的急电原件。
从游击队到工厂，从战火到病榻，两代人用半个世纪的惦念证明：在艰难岁月里，情义从不是可有可无的私人小事，它是信念的另一种形态，也是许多决策得以贯彻、许多生命得以延续的隐形纽带。当时间把硝烟吹散，留下的往往是这种无言却坚固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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